舟山与“舟”

舟者，船也。“古人言舟，汉人言船”。
　　《昌国州图志》云：“舟山在川之南，有山翼如枕海之湄，以舟之聚，故名舟山。”或曰：舟山“岛形如海中之舟。”舟山之名，与“舟”有着不解之缘。舟船乃舟山一大特色，船文化是舟山海洋文化题中应有之义。
　　阐述舟山船史，可溯至远古时期。20世纪70年代，舟山白泉、马岙、展茅相继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石器、陶器和炭化稻谷遗存物，表明：远在7000年前，人类祖先即在舟山生息繁衍。这些人类祖先，或是远古陆岛相接时　留海岛的群体，或是泛海而至的先民。然而，就舟山出土文物的造型特征与河姆渡、良诸文化的同一性及舟山相继发现的夏商周文物的延续性而言，先民泛海而至舟山岛的概率大于“　留”之说。
　　言及泛海工具，无疑与舟相系。舟形成之前，泛水之物当为树、竹苇、葫芦之类浮具、筏子。“燧人氏以匏济水”，而后有“伏羲乘桴”。匏即葫芦，桴即筏子。筏起于浮具，而为浮具之发展。以桴济河，进而浮于海，屡见于古文献。《国语》：“方舟设 ，乘桴济河。”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越绝书》称：越迁都由会稽至琅琊，以水兵2800人“伐松柏以为桴”，沿海北上。近代，两军交战、江海运输，仍可见乘桴以渡的事例。同筏与时俱进的当为“独木舟”。《物原》云：“伏羲乘桴，轩辕作舟楫。”《世本》亦云：“剡木为楫以行舟”。楫者，桨也。杭州、余姚曾出土距今7000年以上的木桨，说明远古时代人类已使用“舟楫”。原始社会末期，“舟辑”之广泛使用，可见于古籍。《史记》称：大禹治水，“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水行乘船，船当为独木舟。这正如《蜀记》所述：“夏禹欲造独木舟。知梓潼尼阵山上有梓，经一丈二寸，令匠者伐之。”夏代“以铜为兵”，青铜工具代替了石刀石斧。生产工具的改进，使木板船应运而生。殷商时有木板船，可从甲骨文中得以印证。“舟”之象形字在甲骨文中写作　 。如果说独木舟是船之雏型，那么，木板船则是完整意义上的船了。
　　夏商周三代，木板船已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周昭王率师南征渡汉水，“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说明造船工艺及用途之广。而船用于海域，亦可从古籍中寻觅踪迹。《竹书纪年》称夏王帝芒“东狩于海，获大鱼”；《诗经·商颂》称商之疆域“相土烈烈，海外有载。”载，其义整治。“东狩于海”、“海外有载”，俱说我国东部、东南东夷、东南夷所居之地。“获大鱼”、“有载”，必以乘船泛海而得之、而治之。有书将“载”印作“截”者，谓“相土”为“商侯相土”(商族第三代传人)、“有截”为“夷”别名，称相土开辟了自山东蓬莱至大连之间的横渡渤海的航线；同时指出此航线与当时越人已开辟的河姆渡至舟山群岛和台湾航线南北相应。尽管“载”与“截”字、义有别，但俱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即：商疆域的扩大和南北海上航线的开辟。舟山时属海外，岛民时称“岛夷”或“鸟夷”，俱属东夷部落，变称东越之民。《越绝书》道：越，“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如飘风，去则难从。”越人与船相依为命，由其地理、生活环境使然。当时，越人使船，人习以为常，其造船工艺及航海技术在当时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艺文类聚》载：西周成王时，“于越献舟”。可以想见，以舟为贡品，献与成王，其“舟”必精；献舟路线取道东海，渡黄海，泛渤海，入黄河，逆流而上进入渭水，终达周都镐京，其航海技术必高。由此而言，西周时，人们泛海至舟山已非难事。
　　春秋战国时期，越国已拥有多种船只。例如须虑、楼船、戈船之类。其用途不外乎运输、战事、迁徒。《越绝书》曰：“越人谓船为须虑”，须虑亦称　。越灭吴并武装迁都琊时，自会稽出发，航海北上，有“楼船卒2800人。伐松柏以为桴”，有“发死士8000人，戈船300艘。”足见江南与东南沿海各地造船能力已相当可观。这一时期，吴、越国不仅有造船场所，而且拥有相当规模的水军。当时的造船场所，吴称“船宫”，越曰“舟室”；而水军，吴曰“水师”，越称“习流”，名虽异然，却所指同一。舟山，春秋战国时谓之“甬句东”、“甬东”。《左传》：“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句东”；古诗也曰：“无复甬东三百家”。可见，此时的舟山已作为越国的流放、迁民之地，其海上交通航线亦早已开通。在当时足见泛海舟山已不足奇。有史记载，战国之初，越王已登陆夷洲，并以石为靶射筹为记。
　　秦汉之际，造船工艺及航海技术已达较高水平。《广异记》曰：“徐福及童男女各3000人，乘楼船入海。”可见秦时楼船之巨，已超越前代。及至西汉，《太平御览》称楼船“可载万人，舡上起宫室。”船之巨，令人惊叹。三国时期，吴黄龙二年，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夷洲，今之台湾；澶州，今为日本岛屿。古今志书称：澶洲在海中，其人民时有至会稽贸易货物的。会稽沿海百姓有渡海迁移至澶洲的。航海史表明，古人泛海，东去日本、台湾，舟山群岛乃必经之地。海外之客至会稽贸易，会稽沿海百姓举家迁徒澶洲，足以说明其时民间造船业及航海技术之发达程度。两晋南北朝时，孙恩、卢循农民起义，率众20万人，战舰千艘，结寨舟山，横行浙江沿海。时军中有“八糟舰九枚，起四层，高十余丈”。据专家考证，“八糟”系“水密舱”。船之结构已有所改进。古籍记载，两晋时，已具20000斛船、指南舟、双体画舫、多桨船、漏底船。晋道学家葛洪泛海翁洲、澶洲、屿，遍及海外名山，寻觅仙草，无不印证当时的民间造船普及与航海的技术进步。
　　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鼎盛时期。李唐王朝疆域的扩大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无不与造船业的发达有直接联系。唐初善造海战船。太宗贞观年间，李唐拟征高丽，命“洪、饶、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载军粮”；令江南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等12州打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其半为浙江6州，可见浙江造船业之发达。唐代战船名为楼船、蒙冲、斗舰、走舸、海鹃和游艇，最大战船为“和州载”，费时三年，“载甲三千人，稻米倍之。”唐时，已拥有沙船与福船新品种。其时，造船工艺(黄底龙骨，水密舱结构、大腊与防摇装置、漆涂防腐技术、金属锚的使用)已领先于世界水平。唐海船工艺的改进，为开辟海上航路奠定了物质基础。唐代，近海航运十分发达。杜甫诗“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幽燕盛用武，供给亦劳哉。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真实而生动地描述了江浙至辽东千百条海船往来如梭的景象。至五代十国时期，有吴越“时江南未通，两浙贡赋自海路而至青州”的记载。近海航运若此，远洋航路更是令人惊叹。唐时，承汉代南朝海航传统，黄海北线、南线并存，又新辟东海南线、北线航路。东海南线：日本大阪——平户岛——沿九州西岸南下——　津——种子屋久诸岛——冲绳，尔后横渡海峡，抵达中国。《新唐书》载：“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东海北线：江浙沿海诸港——日本九州直航，日本称之南岛路。中日交流，使经、遣唐使、学问僧、商贾多取此线通航。武宗会昌二年，李德邻自明州启航抵达日本；玄宗天宝年间，鉴真五次东渡日本便是选此航线。唐季，中国明州、温州、台州、福州、扬州、广州等均与日本往来不断。唐朝与南亚、西亚、东亚地区的通航，主要港口有明州、福州、泉州、广州，此航线称之西行远洋航线。从以上唐代近海南北海路航运到远洋航线的开辟，明州均为主要港口或必经之地。舟山属明州，可见舟山在唐代海上交通运输内外、中外交流中的地位是何等显要。
　　宋元时期，因海外贸易不断扩大，海上和内河运输规模远超前代。其造船业突飞猛进，浙江、福建、广东成为打造海船的中心地区，而浙江的明州(后改庆元)、秀州、越州、台州、严州、温州、杭州、婺州居于前列，明州则居首位。北宋初，吴越王“献龙舟，长20余丈，上为宫室层楼，设御榻以备游幸”。其时，楼船不仅用于皇家游幸，而且还广泛用于作战。北宋诗人苏轼在《送冯判官之昌国》诗中云：“斩蛟将军飞上天，十年海水生红烟。惊涛怒浪尽壁立，楼橹万艘屯战船。”哲宗元五年，明州官船场年造船600只。时，用于运输的官船频繁出没于舟山海面。有王安石《收盐》诗为证：“州家飞符来比栉，海中收盐今复密。穷囚破屋正嗟郗，吏兵操舟今复来。”除官船场外，民间亦造船甚盛。理宗开庆时，仅民船总计7900只。其中：鄞县620只，定海1190只，象山776只，奉化1699只，慈溪282只，昌国3328只，昌国(舟山)船只占总数的42％。有资料称，明州船多而且好，船型尖头、尖底、方尾，是中国传统名船——浙船的代表。造船业的发达，自然与港口相关。宋元时期，中国有许多港口设置市舶司以管理海外贸易，其中明州、广州、泉州尤为显要，为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三大港。明州，早在唐季已成为重要港口，及至宋元可称鼎盛，这正如《乾道四明图经》所称：明州，“虽非都会，乃海道辐凑之地。故南则闽、广，东则倭人，北则高句丽，商舶往来，物货丰衍。”宁波至舟山海面一片“风帆海舶，夷商越贾，利原懋化，纷至沓来。”宋元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东向日本、高丽，而明州则是长江以南的基本出发港。航行季节多在夏、秋，利用东南季风渡海。其路线，自明州启航，斜向东北横渡东海，至日本值嘉岛，再转航博多。南宋时，前往高丽有二线可行，一即东海北线，由日本值嘉岛或平户岛转航北上，另一路线则是北宋末年徐竞出使高丽时所行，徐竞等乘海船，自明州出发，过舟山群岛北上，经黄水洋，黑水洋，由此横渡大海东驶，东望“夹界山，华夷以此为界限”，过此向北沿朝鲜半岛两侧而行，到达高丽礼成港。徐竞出使高丽曾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道：宣和四年，五月二十四自招宝山起航……；二十六日至梅岭(普陀山)，因西北风劲甚，停泊待航……；二十八日，天日晴晏，八舟同发，过海驴礁、蓬莱山(大衢山)、半洋礁(黄龙山以东偏南之东半洋礁)；二十九日过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六月二日至夹界山……。并说：“朝廷遣使，皆由明州定海放洋，绝海而北，舟行皆乘夏至后南风。”建炎二年，使臣“杨应诚等以海舟发高丽，复五日至明州昌国县。”依上所述，明州通高丽，舟山不仅为必经之地，而且是安全的避风港。宋元渡海远航，已广泛使用指南针导航，其器一为水罗盘，二为磁性工具。可以说，宋代首用磁性工具导航，开创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宋元二代所以能开创远航新局面，俱得益于造船工艺的精湛。宋元造船技术有三大发明：船尾舱、水密舱、尖底造型及龙骨结构。其中技艺虽说宋元前已具雏型，然其工艺的改进及广泛使用已臻成熟。宋元海船之巨也令人咋舌。宋神宗遣使高丽，曾于明州打造两条万斛船 (南宋末定量1石等于斛)，一曰“凌虚致远安济神舟”，一曰：“灵飞顺济神舟”。宋徽宗时，所造神舟“大其利”、“巍如山岳”，倍于神宗时之神舟。金兵南侵，宋高宗避难海上，曾至舟山，所乘海船犹如“海上王宫”。
　　明清两代，由于数度海禁，其船舶制造业与航海业经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明初实行海禁政策，根据“太祖旧制”，“深严双桅船只私自下海之禁”，务求“片板不许下海”。因而，海船制业与海上贸易受到遏制。永乐至宣德年间，海禁略有松动，造船业与海外贸易始有复苏，因而出现了郑和七下西洋的壮举。郑和下西洋规模最大时，拥有63艘船，随行28568人，最大的一号宝船长138米，宽56米，排水量为15000吨左右手，载重量超过7000吨，在当时堪称木帆船海上巨星。宝船制造工匠多调自浙江、福建、湖广。其时，舟山还是通航日本、朝鲜的主要港口、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埠。而普陀山、沈家门、岙山则是日本贡船待港的锚地。景泰四年，日本贡船抵达普陀山，有新船100余艘。在日本长崎、神户等地所存中国船图中，还记载了日本至中国各地的海道里程，如《唐船图》：“从日本至唐土海上道法。普陀山280里，乍浦260里，宁波300里，上海222里……。”及至正统、嘉靖朝，以葡萄牙为首的西方势力以“朝贡”、“回赐”式的海外贸易扰略中国沿海。同时，倭患连绵不断。于是迫使明王朝再度加强海禁政策。弘治十三年令：“军民人等擅造二帆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入番国买卖”者，正犯处以极刑，全家发边卫充军。嘉靖三十三年，诏直隶、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有将双桅、三桅大船下海”者，一律以私通番夷罪从重论处。在此背景下，海船制造与海上贸易受到了沉重打击。清初也一度实行海禁。海禁之时，浙江沿海一片荒凉。魏源在《普陀观潮行》中诗云：“沿海徙界三十里，更无渔艇与樵苏。”后虽于康熙二十三年开禁，但仍防范甚紧，而对于船业则实行“船照制”，对打造海船、出海船数、船只规格、所往地区控制极严。道光二十八年，“诏复行海运”，中断已久的海上漕运始行恢复。清代海运所用之船有沙船、三不像船、　船、卫船等多种，但主要是沙船。明清之际，战事频繁，因而战船颇具特色。舟山沈家门为明季水师驻地，时多泊战船。镇守沈家门水寨的曹时中诗云：“分屯里堡三军肃，斗舰云旗五色轻。”唐顺之经双屿山时也曾吟诗道：“黄头纺百队，白羽扬千旗。”明季战船有座船、福船、草撇船、海沧船(又称冬船)、开浪船(又叫鸟船)、广船、唬船、哨船、苍山船、艟　船、鹰船、鸳鸯船、子母船、联环船、车轮舸、火龙舟、赤龙舟、八桨船、沙船、两头船、　船、渔船、网梭船、鸟嘴船、蜈蚣虫等。清代水师所用战船主要有：长龙船、先峰舢板船、拖罾船、哨船、巡船、龙艚船、飞划船、沙船、唬船、小快船、梭船、赶缯船、双蓬锯船、　　船、平底贡船、水锯船、 扒船、大罟船、快蟹船、鸟船等。鸦片战争期间，这些战船多用于海战。明清两代，出使琉球，中日交往，所用“封舟”即是座船，所用港口以宁波、舟山为主。所用封舟多属浙船、福船、广船。康熙二十八年封舟，“二船取自浙江宁波府属，皆民间商船”。
　　明清两季，海商船只多取于宁波府属各县，而舟山则是主要造船基地。其动因在于：海上贸易的兴起带动造船业的发达，而造船业的兴隆又促进了商业的贸易的进步。明初海禁时，浙东海上走私贸易盛极一时，后虽一度衰弱，但至明末又隆兴如初。时，定海双屿港、烈港、岑港私商云集，大群数千人，小群数百人，商船千余艘。定海港商旅云集、舟楫杂沓之场景，明戴澳曾诗云：“客聚杂吴越，舡多乱鼓钲。”及至清康熙初开海禁，朝廷倡商，蓝理在舟山设立浙、闽会馆，宁波商帮崛起，推进了舟山造船业由衰退、复苏到繁荣的进程。历史上，舟山商业的兴隆，确切地讲，其时在清季推行洋务运动之后。清末民国初年，诸多大小轮船已出现在舟山港的南北海面上，然而，传统的商船、渔船、货船仍是木制船只。舟山自古以来便是著名的渔港，渔船数量可谓独步天下。“一年生计在洋生”，“千樯如织海道壅”；“船尾船头相对直，上洋无奈水横行”；“无数渔船一港收，灯火点点漾中流。九天星斗三更落，照遍珊瑚海上洲。”我们可通过周庆森的诗句和清代舟山诗人陈庆槐、刘梦兰的《舟山竹枝诗》、《衢港渔火》诗一窥渔船聚泊舟山港之胜景。至1954年，木帆船初改机帆船，1958年普改之。随着时代的进步，又出现了各式钢质船。至于万吨巨轮进入舟山港、舟山自制巨轮，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这标志着时代的巨变、历史的进步。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时，在舟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式古老船只，将以“模型”在“舟山海船博物馆”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