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人物王修植事略（人物春秋）

晚清，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出现过许多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鼓吹者和实践者，舟山的王修植便是其中之一。
    王修植，字苑生，号俨 ，定海皋泄人。清光绪十一年乙酉（１８８５年）举人，十六年康寅德宗亲政恩科（１８９０年）进士。初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继改官直隶（直隶省简称。辖境约今之北京、天津全境及河北大部，内蒙古、辽一部）候补道（道员），通辖全省政务，为直隶省与府州之间的地方长官。
    
    王修植，通洋务，图变改，办事干练，颇为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１８８３年－１８９５年直隶总督）器重，受命委办水师学堂。天津水师学堂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年）与北洋海军同时由李鸿章初办，其目的是为“御侮”而培养中国海军专业技术人才。王修植接任是职，竭精殚虑，励精图治，为当时的军事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王修植所处的时代正是洋务思想与维新变革思想俱进共存时期。他不仅是洋务思想的实践者，还是维新变革的鼓吹者。王修植入仕不久，即在康有为、严复等早期维新人物的影响下，投身于维新运动，为维新变法奔走呼号。
    
    １８９７年１０月２６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王修植与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夏曾佑在天津创办《国闻报》。次月增出旬刊《国闻汇编》。《国闻报》与《国闻汇编》是戊戌时期影响很大的报刊。它创办的宗旨，乃是使“观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已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界各国之情，达到‘吾之群强’、‘吾之国强’。用现在的话说，开民智，求自通，求通变，达到民强国强、振兴中华之目的。它与上海《时务报》南北呼应，对维新运动兴起和高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乙巳），光绪帝颁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之后相继发出数十道改革令，至９月２１日（八月六日丁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止，历时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期间，王修植积极草拟变法奏折，不遗余力地为光绪推行新政而出谋划策。史载，其所条陈之内容为“开铁路、设邮使、裁绿营、立学堂、改科举、开经济特科等十二事”，由“大府上之”。大府者，上级官府。明清时，称总督、巡抚为大府。直隶不设巡抚，最高长官为总督。１８９５年至１８９８年５月，浙人王文韶为直隶总督，６月召京另任，由荣禄于是年６月接任是职。荣禄是慈禧的心腹，属于后党保守派代表人物，与以翁同 为首的帝党维新派相对立。因此，王修植那充满变革思想的奏折不可能由荣禄呈递，唯一的途径是由总理衙门代呈。根据志书所称“不旬日即降旨实行”和光绪接连颁布各项有关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方面的新政上谕的时间表推算，王修植奏稿呈递的时间当在戊戌６月１１日之后的二、三天内。奏稿若是戊戌变法运动之前呈递，则不会有“不旬日即降旨实行”之称。应当指出的是，王修植的奏文与康有为的《戊戌奏稿》内容相呼应，是众多奏稿中比较全面和有份量的一件，因之，王修植成为“一时名宿，咸以识时俊杰相许”。
    
    在百日维新期间，帝党与后党之间的新、旧斗争异常尖锐、激烈，特别是到了９月间，双方的对峙、决战已经达到剑拔弩张、硝烟弥漫的程度。在双方的四次交锋中，后党为扑灭新政，对帝党打击最为惨重的乃是慈禧对翁同 的黜退和对荣禄的重用。为扭转局势，光绪帝接连颁发两道“密诏”，先后交由杨锐、康有为，希冀另求高招、另谋他助。即在此时，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于是年９月来华访问。
    伊藤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策划者与助成者。１８６８年明治初，日本通过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建立了近代民族国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康有为、王修植、严复等维新人物一向对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经验颇有研究，曾屡屡撰文予以传播。故此伊藤来华，改良派寄予厚望，频繁与之接触，以求其谋，更是自不待言。９月１１日，时任北洋候补道、北洋学堂（又称北洋西学堂，即北洋大学，即今天津大学前身）总办兼定武军营务处帮办的王修植与其会见，传达直隶总督荣禄的问候，并设宴款待。伊藤表示：“中国如有谘询借助之处，甚愿竭力相助”。１２日，荣禄“张宴款待”，王修植、袁世凯、聂士成陪坐。翌日，天津县令吕秋樵、与王修植相继宴请。席间，王修植赋诗，希望伊藤向朝廷“直谏”，借鉴日本维新“前箸”。其诗曰：“元老宾王国，知非汗漫游。 墙余旧痛，错壤动新愁。往事怀尊攘，雄图展亚欧。吾皇求真谏，前箸熟为筹？”伊藤虽未作和，但其随员森泰二郎却赋诗以答：“纵目津门阔，高楼依上游。江山尚作恨，花鸟亦关愁。势岂三分国，洲唯半壁欧。谁防未然祸，尔我慎边筹。”然而伊藤的来访和与改良派的频繁会见，必然遭到慈禧及其后党们的嫉妒和反对。于是，就在伊藤觐见光绪、面授“机宜”的第二天，慈禧发动了“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失败。
    
    戊戌政变，维新人物多受迫害。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遇难于京，康有为、梁启超被通缉，陈宝箴、江标、黄遵宪等数十人被罢免。为剪除政敌，荣禄先后派兵３０００人，大捕维新派和帝党人士，并令王修植协捕康有为。但王修植却佯“以搜查无踪”而“复命”。需要说明的是，王修植与严复在政变中所以未被诛连，其原因在于：维新变法运动期间，王、严俱在天津任职（王为直隶道员兼北洋学堂总办，严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没有直接参与京城的政治运动，而且王、严二人又与洋务派有相当的关系，特别是王修植，曾为直督李鸿章、王文韶、荣禄属下，其能其才向为直督所赏识。再者，王修植与康有为虽同为维新变法的倡导者，而且也有一定的交往，但在“激变”谋略的取向上却存在歧见，而这种歧见则成为王修植“过关”的重要因素。
    
    据有关史料记载，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在“用事谋略”上是有分歧的。特别是当守旧派谋划军事政变、变法运动出现危势之际，康有为等主张“请袁勤王”、“杀荣禄”、“除后党”、以图“激变”，而王修植等则主张讲究策略，以保救光绪、图日后“渐进”。他对康有为说：“操急谋疏，脱有失，如圣上何？”而康南海“不听。果败。”以唯物史观而论，无论“激变”还是“渐进”，都不能挽救“戊戌变法”的败局。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政治极端腐败的客观条件下，把改变中国的命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圣君”身上，完全是一种空想。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这便是晚清维新派的历史悲剧。
    
    关于王修植的维新变革思想、言论、与伊藤会见的情状以及“百日维新”期间的动态，《国闻报》俱有刊载。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鼓吹维新变革思想并为国人所青睐的的《国闻报》于１８９８年１２月被迫停刊，其全部珍贵资料售于日本人。
    
    １９００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兴起并入直隶境地。其口号是“扶清灭洋”，锋芒所指为教堂、外国租界。直督裕禄派兵镇压，京津一带秩序紊乱，局面失控。而英、美、法、意、日、俄、德等纷纷调兵来京，进行武装干涉。面对混乱局面和外国干涉的紧张局势，清廷内部对义和团出现了“主抚”与“主剿”两派，对八国联军出现了“主和”和“主战”两派。以慈禧为后台的后党集团先企图借用义和团的武力解决废立问题，制止列强扶保光绪，使溥早日继位，他们计划利用义和团攻下使馆，使溥 取得皇位，后见势不妙，就转而出卖义和团，投降列强，“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而洋务派虽则也非常痛恨洋教祸国殃民，但他们认识到中国为列强所欺，是因为中国国力衰弱，因此更多地是希望于洋务运动，“内须变法，外须和”，以图自强。因为希望有一个和平环境加紧近代化，他们反对对外开战；也因为希望“自强”，他们力保主张变法的光绪帝，反对后党集团废帝立储。王修植就是从这一基点出发，而反对“裕禄承西太后旨与各国开衅”的。
    
    是年６月２１日（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宣布战谕。及战，王修植惊悉继母受惊而故，遂依清丁忧之制暂离职返乡守孝。清沿古制，凡官员遭父母丧，须去职在家守孝２７个月。否则，视为“夺情”。王修植导新学并身体力行。１９０２年（光绪二十八年）在家守孝期间，十分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在他与定海厅同知吕耀弼共同努力下，经礼部批准，将定海景行书院改为定海厅立中学堂，并于是年２月亲任堂长，教授学生。同时，还积极协力申义蒙学堂，为舟山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王修植一生著述甚多，其文多为洋务、维新之论，也有类如《行军工程测绘书》等科技之著。于今在舟山尚能窥其文彩者，唯碑刻定海《公墙碑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