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重大发展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坚持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总结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出的进一步回答。科学发展观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基础，是指导当今中国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实现了重大转型，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上实现了重大丰富和发展。
    
    一、
    
    从党的执政思想的历史演进来看，社会主义的发展观的形成是一个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程。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速度、质量和效益的关系”、“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论述，邓小平理论中关于“发展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共同富裕”的论述，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积累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科学发展观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理论一脉相承，是对这些理论的继承和发扬，它的提出和形成始终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讲，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1）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的。人们从事的各种实践活动，无论是占有和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还是建立和改变经济政治制度，都不过是手段和中介，唯有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和解放才是最根本的目的。（2）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强调全面协调发展，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系统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把人类社会称作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是在人们的劳动、实践和交往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唯物史观就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钥匙。（3）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科学发展观强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充分体现了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
    
    （二），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知道，要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紧紧把握住这些思想、观点和论断，就从根本上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
    
    科学发展观把发展当作社会主义的第一要义，对发展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科学发展观把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作为根本目的，对发展的目的有了更清醒的把握；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更全面的概括；科学发展观认为发展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实现，对发展的规律有了更科学的揭示；科学发展观要求做到“五个统筹”，对发展的方式有了更明确的规定。总之，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结合上全面系统地回答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什么样的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基本问题，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宣示，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我们追求的发展是惠及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的发展，我们要走的发展道路是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又快又好的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将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具有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经济社会发展将更好地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还进一步昭示我们，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清醒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前提下，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然有着探索和创造的广阔空间。
    
    （三），科学发展观是对西方传统思维方式、文明模式和生活理念的积极扬弃的结果。其一，科学发展观确立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相对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思维方式而言，它是以人为本的价值思维方式。以人为本否定以神为本、以官为本、以物为本，就是尊重人权，珍视生命，充分肯定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相对于人作为手段而言，它把人看作目的，把人的生存发展作为最高的价值目标，一切为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其二，科学发展观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模式，相对于西方传统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文明模式而言，它是以人为本的文明模式。韦伯、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诸多学者，或通过深广厚实的历史研究，或通过精微细致的逻辑分析，指出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人文精神的蜕化、丧失、耗尽。人文主义思潮的社会批判揭示出了这样一个事实：“破绽百出、引人误解的会计制度记录下来的财富增长，越来越难以使人相信。”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4年11月巴黎会议指出：多方面发展的新认识来自当前世界性的危机——不仅是经济上的危机，而且是人的价值的危机。包括人在内的社会全面危机，可视为对西方增长主义发展观所造成后果的一个诊断。而科学发展观倡导文明的协调发展、社会全面进步，走出了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又把经济增长局限于GDP指标的增长，致使资源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的误区。其三，科学发展观倡导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相对于曾盛行西方也蔓延到我国的消费主义生活观念而言，它是一种绿色健康、节约资源、注重拓展精神世界的生活理念。所谓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以美国为代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也在不发达国家出现的一种文化态度和生活方式。在最表面的意义上，消费主义表现为现实生活层面上的大众高消费。这种文化态度或价值观念把消费数量和种类日益增长的物品和服务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并将其作为通向个人幸福、社会地位和国家发展的有效途径，甚至把这种生活方式作为对经济繁荣的贡献和对国家或社会的道德责任，从而使高消费成为正当的、道德的、合法的、自然的和普遍的行为。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在消费中找寻人生的方向，更习惯了用物质的占有来衡量生命价值。这种对物的符号的片面依赖走到极端，导致人把生命的价值和体验都归结为具体的物质，产生了消费的异化。科学发展观把提高人的物质需要作为基础，同时关注人们精神世界的丰富，倡导了一种更人道、更美好、更能丰富和拓展人的精神世界的生活理念。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了多次重要创新，它们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直接相表里，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关联。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成功地从“以政治为本位”转向“以物质为本位”，这一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意味着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相应地，科学发展观及其指导下的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以物质为本位”向“以人为本位”的转变，意味着意识形态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它丰富、完善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
    
    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价值观，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原则，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集体主义属于精神范畴，但它是精神内容和实践内容的统一，集体主义的内涵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在计划经济年代，价值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集体所有制单位的“单位人”，他们生存的基础是国有经济与集体经济，个人的利益存在于集体利益之中，离开所在集体，个人无以生存。与此相适应，我们形成了一种高度强调整体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把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划等号，“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正是那个时代对集体主义的形象阐释。显然作为与当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观念上的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集体主义强调的是整体利益，忽视或淡化个人权利的追求。而在多种经济成分的今天，单位人已变成社会人，个人不必依赖于某个特定单位才能生存，个人的生存首先依靠于个人的生存能力，个人的利益依靠个人的争取，而不是某个单位的恩赐。集体利益有时表现出不再完全与个人利益一致，而当个人利益与单位利益产生冲突时，它可以选择服从集体利益，也可以选择谈判和抗争，譬如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社会也开始承认合理的个人利益诉求。事实上，在追求个人利益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合理的成分，比如个人权利、个人自立、个人价值、个人奋斗、自我实现、自主精神等等，个体性内容的丰富和发展，还能促进集体中的人的价值的发展和升华，这无疑是对集体主义的有益的完善和补充。因此，在社会经济成分和价值主体发生变化的前提下，如何创新集体主义精神，是当下主流价值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在这方面作了方向性的回答。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国家作为集体的单元，在这个大框架下给予个人权利与能力的发挥以最大的尺度，把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作为重要的目标，提出坚持人人平等原则，把尊重个人权利与潜能等观念作为主流价值观提出，这并不是对社会主义集体观念的冲击，而是坚持大方向的前提下，对集体主义的完善和补充，这在现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创新意义。
    
    （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如何更好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党的本质要求和崇高使命。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初步探索，到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体现了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理念和执政伦理。科学发展观把执政使命与执政手段、执政价值观与执政方法论有机统一起来，通过对传统发展观和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业已出现的自发性的理念矫正，完善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伦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道德。一方面，科学发展观在执政伦理上实现了 “以人为本”对“以物为本”的矫正。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其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曾是在我国相当一段时间内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观。这种发展观以“财富”为中心论,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人民群众作为最高的价值主体,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最高道德理想，这就实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民利益的高度统一,从而在道德价值取向上矫正了“以物为本”传统发展观的片面性。另一方面，实现了“关注公平”对“效率至上”的矫正。“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注重的是效率,而忽视地域性、资源性、政策性、基础性等原因所导致的社会分配不公。科学发展观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入手,从今日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效率至上原则进行反思和矫正,在毫不放松对效率价值追求的同时,更加关注公平问题,更加强调效率与公平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强调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结构更加有利于人民群众发展的需要,注重实现既能有效创造价值又能公平分享价值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三），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和伟大纲领的最简洁、最清晰、最精辟的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初，就提出共产党人的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这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之后，他们又多次阐述了这一基本思想，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看成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在恩格斯晚年时期，一位意大利出版商请恩格斯推荐马克思的一段必须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话作为准备出版一部伟人名言录的卷首题词，恩格斯正是推荐了《共产党宣言》中上面的那段话。但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种种原因，却普遍发生了试图用“非自由”的手段达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目标，以致造成手段破坏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目标和纲领被抛弃或扭曲的情况。确立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宏伟纲领，正是我们党深刻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结果，是我们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已经鲜明地表明了社会主义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价值目标。而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则第一次向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性标准提出挑战。他没有用过去传统的制度，诸如无产阶级专政、计划经济、公有制、按劳分配等具体制度来判定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是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取向来判定社会主义的本质。此后，江泽民同志提出和阐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进一步淡化了制度性准则，强化和彰显了其价值性目标取向。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并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提出并规划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这是到目前为止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对社会主义价值目标和伟大纲领的最简洁、最明晰、最精辟的概括，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的以“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伟大纲领和伟大壮举。
    
    （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和谐观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作用不仅仅体现于内政上，而且还体现在外交中。200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提出了构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同年12月6日，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和谐世界”的内涵。“和谐世界”的构想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我国外交宗旨的升华，它将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所倡导的新秩序观、新安全观、新发展观、新文明观等有机联系在一起，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中国话语，来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要成功地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仅仅有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必须要在国际社会确立一种认同，必须具备制定或创设规则的能力，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共物品提供者，这也是衡量其参与国际事务水平的一个主要标准。历史上那些成功地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国际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提供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作为国际公共物品提供者身份的认同，为了推动国际事务中中国话语的产生。由此可见，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和谐世界”理念，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外交事务中的外露和展现，它的提出进一步丰富了世界和平发展观，和谐世界新理念促使人们从根本上质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质疑带有浓厚零和思维的现实主义，有助于改变人们看待国际关系的视角，对国际政治的健康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丰富和发展。
    
    引文出处：
    ①佩鲁：《新发展观》[M]，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