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实践概念
作者：周德海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尽管邓小平未能像许多理论家们那样对实践概念进行过系统的论述，但是，在他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是在他的关于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一系列重要思想中，却蕴含着一个内容深刻的实践概念。对邓小平的实践概念的研究，不仅可以加深我们对实践概念的理解，而且可以克服国内学术界在对实践概念的研究中存在的根本性缺陷。
一
邓小平的实践概念，是基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潜心探索。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而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尽管社会主义的任务有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要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最终使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方面都超过资本主义。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那就谈不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重返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的最大利益和最根本的利益，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系统地分析了四个现代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基础是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而制约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则正是科学技术的落后和人才的缺乏。因此，1977年7月，刚刚恢复领导职务的邓小平便自告奋勇去主管被极“左”路线摧残最严重的科学和教育领域的工作。邓小平在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提出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在我们党内要造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空气。为了纠正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的不尊重知识分子，否认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是同工人和农民的体力劳动一样也是劳动，不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把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看成是资产阶级一部分的错误观点，邓小平从理论上对知识分子的劳动性质和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进行了科学的界定，认为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不同；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不仅同工人和农民的体力劳动一样都是劳动，而且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重要的劳动；在我国，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从根本上肯定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脑力劳动，是同工人和农民所从事的体力劳动一样，是整个社会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具体形式。
邓小平关于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是同工人和农民的体力劳动一样都是劳动的观点，为我们从根本上克服长期以来，甚至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对实践概念的研究中，没有科学地解决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活动的实践本性问题的缺陷，提供了理论依据。例如，在由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中，在把“科学的实践”概念规定为“人类有目的地能动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一切社会性的客观物质活动”的基础上，虽然认为“科学家、艺术家的科学活动和艺术活动”“都是社会的实践活动”，但却把哲学家的哲学活动排除在社会的实践活动之外。按讲，这里所说的“科学活动”和“艺术活动”，理应包括科学家和艺术家所从事的科学实验、艺术创作，以及科学和艺术的理论研究两个方面的活动内容。因为编者的意图也正是要在“科学的实践”概念中，把知识分子的劳动概括进去，以批判极“左”思潮否认知识分子的劳动是社会实践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可是，当编者在阐述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时，体现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的基本形式，却只有“科学实验”一种。尽管编者补充说，除了“处理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关系的活动”、“处理社会内部人与人的关系的活动”和“科学实验”这三种基本的实践形式之外，教育、医疗、艺术等客观活动，都是社会实践总体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但是，由于编者把作为实践基本形式之一的“科学实验”规定为“以一定科学知识为指导并经过科学安排的，具有高度自觉性的探索性活动”，是利用“科学实验室及其各种科学实验设备”进行的客观物质活动①，这就把在科学、艺术和哲学领域中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活动，完全排除在“科学的实践”概念之外，不属于社会的实践活动。因此，这种对实践概念的理解，与极“左”思潮所使用的实践概念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至多只是划界的范围稍微扩大了一些而已。这部在国内学术界影响很大的哲学原理教科书，在十年以后的修订再版中，对实践概念的阐述尽管有所改进，但囿于“实践”与“认识”的对立统一关系的传统理解，把实践看成是“人能动的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是人所特有的对象性的感性活动”②，所强调的只是“物质活动”和“对象性的感性活动”，因而依然未能从学理上科学地阐明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活动的实践本性问题，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对哲学的实践概念的要求。这种情况，突出地表现在作为肖前等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一书修改执笔人之一的王永昌发表的《论实践本质》一文中③。虽然王永昌认为“那些事先就有目的、有计划、有方案的精神生产活动和理论认识活动，直接就是人的实践活动。”但是，他却在对实践概念的“现实性”特点的阐述中，通过对“观念的活动”和“实践的活动”的区分，把“观念的活动”划入“非实践活动”的范围，从而认为在实践活动中，仅仅包含着作为事先的目的、计划、方案等“观念的东西”的要素，而否认在实践活动中自始至终地贯穿着作为实践活动的具体内容的“观念的活动”。这不仅与作者提出的“有许多理论的认识活动、精神的文化活动，它们本身就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存在形式之一”的观点相矛盾，而且也与现实社会中的实践活动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且不说在普通工人、农民的实践活动过程中存在着观念的活动，是观念的活动支配着他们的感性操作活动，但至少在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理论研究活动中，不仅存在着作为目的、计划、方案等观念的东西，而且自始至终都存在着科学、艺术和哲学理论工作者们所要揭示的关于对象本质和规律的观念的活动。这是每一位稍有理论研究活动经历的人，都能体验到的客观事实。其实，知识分子所从事的一切理论研究活动，同现实社会中的其他一切形式的劳动一样，都是劳动主体借助于一定的劳动资料，作用于一定的劳动对象，以生产满足自己、他人和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劳动产品为目的的生产劳动。古往今来，在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杰出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活动，正如邓小平在谈到发掘四项基本原则在新形势下所具有的新意义，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对其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的理论研究活动时所说的那样，“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④
根据邓小平关于工人和农民的体力劳动、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以及他对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商业性服务劳动和社会政治领域中的领导就是服务等有关思想，我们可以把现实社会中的人们所从事的一切社会劳动，划分为三种基本形式：一是以生产物质资料为目的的生产劳动；二是以生产精神资料为目的的生产劳动；三是为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商业性服务和社会性服务的生产劳动。这三种基本的社会劳动形式，实际上也就是邓小平实践概念中的三种生产性的实践形式。
二
邓小平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出发，在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科学论断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解决了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的实践本性问题之后，逻辑地得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结论，深刻地揭示了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在整个社会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和重要地位，丰富和发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概念的理解。
马克思在谈到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活动之间的本质区别时指出：“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⑤在这里，如果我们考虑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劳动过程”概念，仅仅是指生产某种劳动产品的感性操作活动，而不是对生产某种劳动产品的劳动过程的系统论述，因而不能把马克思针对某一特定情况所说的“劳动过程”概念，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生产某种劳动产品的完整的劳动过程的话，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位用蜂蜡建筑蜂房的建筑师的完整的劳动过程，理应包括他对各种天然蜂房进行实际考察或亲自实验，收集关于蜂房的各种资料并阅读和消化它们，形成自己关于蜂房的观念；按照他的蜂房观念构思并设计蜂房的建筑图形；以蜂蜡为原料，按照他的蜂房设计图的结构和工艺要求进行感性的操作活动，直至最终建成一座人工蜂房这样几个不同的阶段。其中，那位建筑师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获得关于蜂房的科学知识，形成他自己的蜂房观念，不仅处于他的建筑蜂房的整个劳动过程的第一阶段，也是他从事设计蜂房建筑图的生产劳动的理论基础和科学依据。而他用蜂蜡制作出来的蜂房，则成为他的蜂房观念的表现形式和物质载体。
当社会的劳动分工发展到科学家研究物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基础理论, 建筑师根据科学理论设计蜂房的建筑图形和技术要求, 建筑工人按建筑师的设计图纸和工艺要求从事用蜂蜡建筑蜂房的感性操作活动的条件下, 科学家和建筑师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 不仅是那些按图施工的建筑工人的感性操作活动的基础和前提, 而且是比建筑工人的劳动更加高级、更加复杂的生产劳动。因此，在整个社会的生产劳动过程中，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最重要的社会生产力。这正如邓小平在谈到当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所显示出巨大作用时所说的那样：“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⑥
如果说在运用以归纳为主的方法从事科学理论研究活动的科学幼年时代，是社会生产活动和科学实验推动科学理论研究活动发展的话，那么，在运用以演绎为主的方法从事科学理论研究活动的科学成年时代，则是科学的理论研究活动远远地走在社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前面，为科学实验和社会生产提供理论根据和指引发展方向。邓小平站在现代科学发展的制高点上，深刻地把握现代科学理论研究活动的本质和规律，揭示出现代科学理论研究活动的实践本性，从根本上解决了国内学术界在对实践概念的研究中，长期未能解决的表现为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理论研究活动的实践本性问题。以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为标志的现代科学发展表明，在主要运用以探索性的演绎方法从事科学理论研究活动的科学成年时代的科学家们，已经不可能像在科学幼年时代的科学家们那样，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直接观察和亲自实验，获得从事科学理论研究活动所必需的感觉经验材料，而只能在学习、钻研和充分领会那些成功的科学理论和实验成果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的思维对那些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概念进行“特殊的想象构造”，将其“形象化”为他们关于“实在”的感觉经验⑦，作为他们从事更高级的理论研究活动的出发点和原材料，自由地创造或发明新的科学概念，构造出远远地走在科学实验和社会生产活动前面的独创性科学理论。例如，作为狭义相对论思想萌芽的关于“追光”的思考，就是年仅十六岁的中学生爱因斯坦，在学习和钻研经典力学和电磁理论的过程中产生的关于光的运动本质的感觉经验。而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思想则是他在试图自然地修改麦克斯韦理论和回答马赫所提出的“为什么惯性系在物理上比其他坐标系都特殊”的问题时，于1907年的有一天，坐在伯尔尼专利局的椅子上突然产生的。由此可见，包括现代科学理论研究活动在内的一切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理论研究活动本身，既是一个生产性的实践活动过程，又是一个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活动过程，是实践活动过程和认识活动过程的有机统一体。因此，一切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理论研究活动作为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所从事的社会生产劳动，都属于邓小平实践概念中的具体内容和形式；而一切科学、艺术和哲学的理论研究活动，作为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和规律的认识、理解和体验的理论思维活动及其产物，则属于哲学的认识范畴。
邓小平在他的实践概念中，不仅十分重视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脑力劳动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而且对其他劳动者所从事的创造性生产劳动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邓小平在谈到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时指出：“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⑧这就是说，在中国农村首先搞家庭联产承包的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既是做农活的体力劳动者，又是如同知识分子中的工程技术人员那样的发明家。他们发明的叫做“家庭联产承包”的社会科学技术，在全国农村推广以后，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农业的劳动生产力。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劳动或社会实践活动中，就每一社会成员或劳动主体所从事的生产劳动的基本性质而言，存在着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和重复性或模仿性的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一般的说来，凡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中，首先创造出一种新的科学理论，或根据某种科学理论创造出一种新的劳动工具或劳动方法，将其运用到社会的生产劳动之中，并产生出一种新的劳动产品和获得较大效益的劳动，都是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任何一种创造性的生产劳动，必然首先表现为脑力劳动。而每一种创造性的生产劳动的重复进行，或被其他劳动者所学习和推广而进行的生产劳动，虽然可能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在总体上却属于重复性或模仿性的生产劳动。任何一种重复性或模仿性的生产劳动，就其实质而言，则属于体力劳动的范畴，哪怕是重复或模仿他人的言论和思想，也与鹦鹉学舌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只能是那些在各自的生产劳动领域中从事创造性脑力劳动的成果。由于在人类创造的全部科学技术中，知识分子的脑力劳动成果构成了人类建造的科学技术大厦的基础和主体结构，因而知识分子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是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全面进步的最决定性因素。
三
邓小平认为，人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思想、观点和认识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受实践的检验才能得到解决。他反复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重新回到党和国家领导岗位的邓小平，在谈到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时指出，由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全国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提出的“两个估计”，以及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中央主要负责人提出的“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与为邓小平本人和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既说不通，也不符合实际；在谈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与否问题时，认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在谈到衡量我们党和政府所采取的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的成败得失的标准时，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显然，在邓小平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实践标准中，包含着逻辑标准、实际标准、社会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标准。也就是说，在邓小平作为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的实践概念中，包含着逻辑思维、客观实际、社会效果（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等内容，从而把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的消费活动概括进实践概念之中，克服了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在对实践概念的研究中，只承认生产活动是实践而根本否定人们所从事的物质和文化消费活动所具有的实践意义的缺陷。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七五”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哲学与文化”课题组公布的研究提纲在“实践在本质上是生产的”命题的基础上，认为“实践就是创造和实现人的价值的创造性活动”，从而得出“并非任何人类活动的产物都具有文化的意义；只有那些具有人的价值，即真、善、美的价值的活动产物才具有文化的意义”的结论⑨。虽然《研究提纲》提出的精神生产活动产生观念形态的文化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把知识分子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活动排除在实践概念之外，否认他们的创造性的理论研究活动是实践活动的缺陷。但是，由于《研究提纲》否认人的消费活动所具有的实践意义，把人的消费活动排除在实践概念之外，因而它也就合乎逻辑地把那些符合《研究提纲》所要求的、在实际上具有“文化”的一切特征的、并具有真、善、美价值的，只是由于建立在人的消费活动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如医学、卫生学、体育运动学、文艺消费学、营养学、旅游学等科学理论，完全排除在“文化”概念的范围之外。尽管这些关于人的消费活动的科学理论都是它们的创立者的实践活动，即理论研究活动的产物，但它们所反映的对象，即治病、防病、体育锻炼、文艺欣赏、膳食知旅游等活动本身，在本质上都是消费活动，不属于《研究提纲》所说的在本质上是生产的实践活动，从而不能作为《研究提纲》所说的“文化发生、发展的基础”。这就是说，如果按照《研究提纲》的规定，要么，作为观念形态的关于消费活动的文化必须被排除出“文化”概念之外；要么，作为观念形态的关于消费活动的文化就没有它的“实践”基础。这种在文化与实践关系方面所存在的逻辑矛盾，表现了《研究提纲》对“实践”概念理解的褊狭，而这种褊狭的“实践”概念，是不可能科学而合理地阐明文化与实践之间的关系的。
事实上，人的一切消费活动，包括衣食住行、恋爱结婚、旅行游览、读书学习，以及接受客观世界中的各种信息等消费活动，即把那些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资料内化为人的潜能素质和潜在价值的活动，既是人自身生产的基本内容，也是人有能力从事社会性的生产劳动的基本前提。马克思在谈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时说：“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⑩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同的人或同一个人在其人生历程中所从事的多种多样的消费活动，就其基本性质而言，也可以区分为创造性的消费活动和重复性或模仿性的消费活动这两种基本类型。人们通过重复性或模仿性的消费活动延续自己的生命，维持自己的生存；而通过创造性的消费活动，丰富自己的内在素质，推动自己的发展，实现自身的创造性的生产活动。因此，在人们的创造性的消费活动，即创造性的自身的生产活动中，必然地包含着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奋斗等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忽视和否认人的消费活动在实践概念中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在理论上使人的生产性的实践活动变成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因此，生产性的实践活动与消费性的实践活动之间是一个互为目的的运动过程的两个方面，任何一个片面的实践活动，都是不可能单独存在的。
四
综上所述，邓小平的实践概念作为包括知识分子的理论研究活动在内的人的内在观念活动和外在的感性操作活动相统一的活动过程，是由人的消费和生产两个方面的具体活动构成的。人的消费活动是指一切把外部世界中的物质形态和精神形态的客体内化为主体的潜能素质的活动；而人的生产活动则是把主体的潜能素质外化为物态性客体的活动。因此，实践又是一个把客体内化为主体和主体外化为客体的活动过程。
【注 释】
①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4、317、321、320页。
② 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4页。
③ 王永昌：《论实践本质》，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④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8页。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7页。
⑦ 《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143~144、148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
⑨ “哲学与文化”课题组：《实践与文化——“哲学与文化”研究提纲》，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1期。以下简称《研究提纲》。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