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儒家风范·知识分子

作者:张信国


    周恩来是一位用现代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共产党员,但他首先是一位中国的共产党员。儒家的入世、忧患、追求道德的自律与完善深深影响了他。在他与知识分子交往的过程中,并不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要求来约束规范大家,更多的却是以儒家的情怀,把自己融入到知识分子中去,并通过自身“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教育和影响了知识分子,引导他们为新中国的各项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推己及人的宽容风度儒家历来主张“仁者爱人”,恪守“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背”的原则。在周恩来与知识分子交往的道德实践中充分体现了这种宽宏博大的胸襟,具体化为政治生活的集思广益,择善而从;文化生活的兼容并蓄,殊途同归;社会交往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求同存异广交友。

    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异”、“同”的思想史料很是丰富。惠施的“合同异”,公孙龙的“别同异”都相当有影响。儒家首先从修习出发,提出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为人准则。周恩来撷取了中国传统中的这些合理因素,并加以严格实践。早在东北读小学时,在一次作文中,对校长和教师提出了为人师表的品操守则:“诸公为国家造人材……勿自隳行检,以失人则效,勿铺张精饰,以博我名誉,更勿投身政界党会,谋利营私,以纷其志,而日事敷衍”。①透露出他不哗众以宠、以博虚名,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性格魅力。在引导党外民主人士参与国事中,他多次谈到“在人民内部有一些对立面的意见,这对我们的进步是有好处的。我们不可能设想,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铁板一块,大家都是一个想法,对任何问题的看法都一样”。②“我们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③周恩来求同存异的思想与方法,使持不同政见的各界爱国人士都统一起来了。

    知识分子是国家建设的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团结和引导知识分子是关系新中国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而“团结是在矛盾中形成和发展的。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人们的智慧、才能、性格各有不同,相互之间有时是有矛盾的。团结就是在共同点上把矛盾的各方统一起来”。④周恩来把传统儒家的“同异”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广交知识界人士。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年代,爱国就是同志;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只要是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团结”。⑤

    2.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儒家十分强调对人仁,《周易·坤·象传》“君子厚德载物”,对己则强调重视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周恩来从小在这种儒家传统的熏陶下,养成了待人接物宽厚有加,律己从严的高尚品德。他在《我的修养要则》中写道:“对自己应该自勉、自励,应该严一点,对大家应该宽一点,‘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虽然他长期从事领导工作,可他从来不在人们面前摆官架子,总是那样仁慈厚道,充满人情味。国庆10周年前夕,第一批受政府特赦释放的国民党和伪满洲国战犯在中南海西花厅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他在听了杜聿明先生的发言后,宽厚地说:“你过去是有罪行的,认识了,愿意改就好了嘛!说起来,我也有一定的责任,你是黄埔学生,我当教师的没有把你们教育好,你们走上了另一条路。”⑥一席话说得在场的人热泪盈眶。他还一再告诫党员干部“不应该设想,既然我们是共产党员,我们就天然地会领导知识分子进行文化建设,我们就天然地不会犯错误”,⑦“我们对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不懂决不要装懂。”⑧并多次指出“只有自我改造的人,才能改造别人”。⑨周恩来的一生是“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一生。

    周恩来虚怀若谷,从不将己见强加于人的儒家风范,缩短了他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距离,并在人的价值重建上达成了共识。在周恩来同志的淳淳善诱下,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抒己见。我们的党也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终于战胜了许许多多困难,最终获得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二、“诚以立身,公以处世”的为人之道。千百年来,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一整套整饬人伦的道德规范,倡导“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强调“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周恩来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实践了“与国人交,止于信”。⑩的道德规范。

    1.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儒家历来重视友情,建立了一系列交友准则,并通过朋友间的交往,窥探出人的道德修养。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向老师求教什么样的人才可称为“士”?孔子回答:“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谓士矣。朋友切切偲偲 ,兄弟怡怡”。11“友直,友谅,友多闻”12是益友。周恩来作为知识分子的挚友,处处展现了他作为儒家君子的“坦荡荡”和“周而不比”的宽阔胸襟,实践着对“朋友有信”的道德标准。周恩来认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他反对在朋友特别是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面前耍两面派,弄虚作假,告诫党员干部对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要真诚和蔼,不要虚伪”。13在《周恩来书信选集》一书里,我们可以窥探出他对知识分子坦诚赤胆之心。在给党外知识分子的信中,总是敬称“兄”或“老”,署名弟,很少直呼大名,并使“敢布腹心,诸维心鉴”14的谦虚坦荡作风一以贯之。

    周恩来对知识分子充满信任,备加爱护。即使是尖锐的批评,也是善意的帮助,充满了对朋友真诚坦荡的爱。曹禺同志生前曾多次受到周恩来批评,1962年总理在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问题时,说:“他入了党,应该更大胆,但反而更胆小了。过去和曹禺同志在重庆谈问题的时候,他拘束少,现在好象拘束多了,生怕这个错,那个错,没有主见,没有把握,这样就写不出好东西”。进而又诚恳地说:“所以举曹禺同志为例,因为他是党员,又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志,老朋友,对他要求严格一些,说重了他不会怪我”。听了这充满觉悟厚意的话,谁能不感到心里热乎呢?15对于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待遇,一旦他得知,便迅速着手纠正。五十年代后期,一次周恩来去离杭州不远的一座大型水电站工地视察工作。了解到质检员因抵制党委书记的瞎指挥而受到打击一事时,十分气愤,他指着一个虎穴般的空洞,对党委书记说:“同志,这就是你的杰作吗?”继而,又亲切地拍了拍质检员的肩膀说:“同志,你做得对,做得好!谢谢你!听说你受了处分?”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一件错案得到了妥善解决。16

    2.任人唯贤,知人善用。

    翻开中国的历史,一幅幅悲壮的画面便迎面而来:无数的“士”因不得志而郁郁寡欢,甚至抛弃红尘,或隐或灭,对能知其善用者则大加褒扬,高歌不休,更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殉道报效精神。周恩来深深感知当代知识分子的苦衷,而国家、民族的振兴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没有他们的积极参与,是不可能建设成一个新兴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中国。基于此,他对知识分子的工作安置一直十分关心。他亲自主持制订科技事业发展规划,把知识分子工作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密切结合起来。李四光是我国杰出的地质学家,担任过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从1948年出席伦敦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以后,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一直旅居国外。周恩来同志殷切盼望他回国参加工作,并在他的努力下,李四光回国后,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并主持地质部工作,在李四光卓有成效的领导下,我国的地质勘探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7

    他十分珍惜人才,对所用的人充满信心,不轻信别人对知识分子的毁誉。他一贯反对在对等待人才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倾向,一经发现,就坚决予以纠正,以便“把专门人才用在最需要的地方。”18建国初期,中央有关部门要调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去北京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当时出于误传,说顾先生要求每月薪金500万元(旧币),不然就不去北京,总理知道后,不但不生气,反而说:中国有几个顾颉刚?他要500万就给500万嘛,但一定要请他到北京来。周恩来不仅信任知识分子,知人善用,而且在财力物力有限的条件下,尽力为他们创造一切必要的工作条件,以保证他们能正常工作。他指出:“为发展科学研究”,具有首要意义的是要使科学家得到必要的图书、档案资料、技术资料和其他工作条件。19

    3.严谨细致,关怀备至。

    凡与周恩来接触过的人无不为他“考虑缜密,举止得体”而倾倒。在他的一生中,事无具细,都尽量做得完美,别人没有考虑到的,他已经考虑处理妥当了。1949年6月,陈诚、严家淦打电报给钱昌照,要他去台湾,周恩来立即电示潘汉年,帮助安排钱老北上。钱先生到达北京,周恩来告诉他考虑到他的夫人带孩子从台湾去香港,为了夫人和小孩的安全,报纸电台暂不透露他的名字。钱老本来非常担心患病的夫人和仅有的一个儿子的安全与健康,没有想到周总理已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密,安排地如此妥贴,令他激动不已。在一次出访非洲的途中经红其拉甫导航站上空时,周恩来特地向坚持岗位的广大技术员拍去慰问电。总理的关怀温暖了一任又一任的导航站工作人员的心。20

    周恩来从不以长者自居,在与知识分子交往中深感“不信仁贤,则国空虚”,21因此他处处实践“言必行,行必果”的道德格律,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开拓了我国知识分子工作的新局面,使建国初期本来已经少的可怜的知识分子最大可能地发挥他们的力量。

    三、“过犹不及”的处世之术。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点,是中国儒者处世的智慧之学。儒家提倡“执其两端而其中”,“君子而时中”的中庸之道,不仅成为知识分子的道德准则,而且还成为处世接物的思想方法。毛泽东曾多次为中庸正名。1939年2月在《致陈伯达》的信中专门谈过“中庸问题”,认为它“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要领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22周恩来同志作为一名中国的共产党员,他的思想来源于传统,又高于传统。他把“过犹不及”的处世之术大胆灵活地运用在交友、管理、外交各个领域,致使少有人能在他身上看到那种狂想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色彩。

    作为一名清醒的务实而又有远见的政治家,周恩来深深认识到,在社会主义质的确立的前提下,保持质的稳定是十分必要的。因此他极力避免走极端,并把传统的中庸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有机的结合起来,娴熟地加以运用,成功地避免了许多危机的发生。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他既反“左”,又反“右”。在极“左”泛滥的年代里,知识分子深受迫害,为了最大限度地遏止极左带来的损失,他极力“调和”,尽心保护,一方面教育知识分子要接受社会主义再教育,要经常进行自我改造。另一方面,一再重申“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给予知识分子应有的政治地位。既指出了知识分子不足的一面,需要加以完善,又肯定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既反对不讲原则的忍让,又反对对他们妄加指责,瞎指挥。

    在对待文化遗产方面周恩来也是如此,新文化运动以后,全国掀起一股抛弃传统的浪潮。1939年3月周恩来视察浙江绍兴,知名人士曹天风先生在迎接他时说:“你从‘五·四’运动起,就是一名启蒙老师,今天我是以学生来向您致敬的!”周恩来马上谦逊地回答:“启蒙老师能有几个?做个战士就不错了。至于孔家店不打不公道,对孔子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公道的。对过去作全部否定是错的,专门以今律古,同专门以古律今一样,都不符合唯物辩证法的”。23体现他在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解,既不泥古,又不做历史虚无主义。正是他对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的评判,赢得了知识分子的敬重。

    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

    中国历史内忧外患,战乱不已,关心社稷民主的兴衰安危,维系民族的尊严与国家的统一,将个人的前途与命运维系在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之上,始终是中华民族儒家文化思想的主旨。“士不可以无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24这路程,这未来是如此之遥远,人一生的整个生命过程是远远不够的。周恩来深知个体的我,只能是“死而后已”,于是他自觉地承担起人生世界中的种种人伦的义务和历史使命,直至鞠躬尽瘁!

    周恩来虽居庙堂,但忧其“民”。在少年时期,他就立言“吾躯虽瘦,必肥天下”。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也曾几度遭受不公正的待遇,尤其在“文革”“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里,更是备受磨难。身为总理的周恩来,深深感到“士”可能受难,可能涂炭,致使他“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虽然当时他的处境已十分艰难,既要顶住恶浪,维持国务院机构的运转,又要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巧妙的斗争。他受到两个集团明里、暗里的攻击、诬陷、围攻,举步维艰。为了尽量减少损失,保持中国文化界的精英和党的重要干部,他处处谨言慎行,甚至被迫选择了一条比直言不讳,牺牲自己更为艰难和痛苦的道路。正因为如此,在“文革”“打倒一切”的氛围里,大批知识分子得以保护。他为了“一世之否泰”而不顾“一身之休戚”。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当听到“四人帮”对电影《海霞》进行扼杀,不许上演时,就在医院调看了这部电影,给予了支持,并通过邓颖超同志向有关负责人建议,用这部电影招待在北京的马列主义政党的朋友们,给“四人帮”以迎头痛击。25 

    他虽然深深地知道“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但是坚信“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淘,万漉虽千苦,吹尽狂沙始到金”(刘禹锡)。只要党的优秀干部和知识分子能够保存,中国前途就无限光明,因此无论环境多少险恶,他始终“自强不息”,为党和国家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在‘文革’中,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26
    
     通过以上剖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周恩来的身上,闪烁着中国的“士”所倾心追求的道德人格辉芒。他毕生实践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7的儒家道德理想,使具有视“立功”与“立德”为一体的传统的中国的“士”,自然地把周恩来塑造在人格境界的颠峰上。相比之下,毛泽东是以决策家的威望来统摄一代国人,而周恩来则是以自己的德感召了世人。即使陈伯达也不无感慨地说:“说周恩来的坏话,没有人相信。甚至那位老人家也不会相信”。28知识分子视周恩来为民族的荣誉,自己道德人格追求的楷模和人生旅程的知己,感怀“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身报明主,身死为国殇”(鲍照)。正是这种中国士的精神和周恩来独具魅力的文化人格的融合,才促成了新中国文化科教事业的繁荣发展。
    
注释:

    ① 周恩来1912年10月在《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

    ②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9页

    ③ 周恩来1951年1月20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行的茶话会上的讲话》

    ④ 《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论党的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25页

    ⑤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7页

    ⑥ 《周恩来和他的事业》,吕星斗,中央党史出版社,第574页

    ⑦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8页

    ⑧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8页

    ⑨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359页

    ⑩ 《大学·第二章》

    11 《论语·子路》

    12 《论语·季氏》

    13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9页

    14 《周恩来书信选集》,第93页

    15《周恩来和知识分子》,李蔚,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16 《周恩来和知识分子》,第80—82页

    17 《周恩来和知识分子》,第27—30页

    18 《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9页

    19《周恩来和知识分子》,第185页

    20《周恩来和知识分子》,第105—106页

    21 《孟子·尽心上》

    22 人大复印《毛泽东思想研究》,90年第5期,第63页

    23 《绍兴师专学报》,85年第一期,第12页

    24 《论语·秦伯》

    25 《周恩来和知识分子》,第175—176页

    26 余伯流,《求实》,85年第一期,第22—26页

    27 《大学》

    28 《西方人看周恩来》,方成矩、姜桂侬编译,中国和平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