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黑格尔的海洋文化观

作者:王文洪


       西方人常常以海洋文化与内陆文化来区别东西方文化。在他们看来,西方文化是动的文化,东方文化是静的文化:西方文化是冒险的、扩张的、开放的、斗争的,这一切都孕育于他们的海洋文化;而东方文化是保守的、苟安的、封闭的、忍耐的,其原因在于东方文化孕育于内陆文化。这一流行于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文化观,它的创始者不是别人,正是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本文从黑格尔的历史观出发,介绍其有关水与海洋的观点,通过东方文化与希腊文化产生的历史比较,说明其所谓的“根植于海洋原则的文化”。
  一、黑格尔的历史观
  黑格尔一生从未到过东方,但他却在自己的书斋中构筑了一个涵盖东西方的世界,这就是他的名著——《历史哲学》。在他看来,人类的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就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向西方行进,人类的文明在中国开始以后,逐步传到印度、波斯、巴比伦、拜占廷、希腊、意大利、西欧。但我们且不要以为他在盛赞东方文明的古老,黑格尔真意是说:东方文明是极度落后的原始文明,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一直停留在五千年以前的文明初始阶段,这是因为:东方文明是静的内陆文明,而只有西方文明才是活生生的发展着的文明。
  所谓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其提出源自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对世界文化类型的划分。黑格尔在该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把体现出“思想本质上的差别”的“地理上的差别”,划分为三种类型:(1)干燥的高地、草原和平原;(2)巨川大江灌溉的平原流域;(3)与海相连的海岸地区。第一种类型以游牧民族为代表。他们漂泊的放牧,不以土地为财富,每年越冬宰杀半数牲畜也使他们无法积累财富,除了“显示好客与劫掠的两个极端外”,“在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存在”,因此他们常如洪水一般泛滥到文明国土上,表现出一种野蛮的本性。第二种类型以农耕民族为代表,巨川大江的灌溉造成肥沃的土地,使“这里的居民生活有所依靠的农业,获得了四季有序的收获……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换句话说,国家的根据和基础,从这些法律关系开始有了成立的可能”。但他们以海作为陆地的天限,闭关自守使他们无法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第三种类型以海洋民族为代表。当他们“从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底无限的时候”,他们便以智慧和勇敢,超越“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的平凡的土地,走向大海,从事征服、掠夺和追逐无限利润的商业。毫无疑问,黑格尔是以海洋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最高发展阶段,来否定和贬低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的。当他进一步以这三种地理分类来“观察和世界历史有关的三大洲”时,这一倾向更暴露无遗。他认为:“阿非利加洲是以高地作为它的主要的、古典的特色,亚细亚洲是和高地相对的大江流域,欧罗巴洲则是这几种区别的综合。”在黑格尔看来,“非洲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因此“它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和发现可以表现”。而亚洲,虽然是世界历史的起点,“精神文明从亚洲升起”,但世界历史是从“东方”走向“西方”,亚洲是绝对的“东方”,而欧洲是绝对的“西方”,亚洲“和世界历史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只是由于其他民族把他们寻找和研究出来”。唯有欧洲,才是“世界的中央和终极”,“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1]
  在黑格尔看来,欧洲的优势在于它没有亚洲、非洲的那种高原,也不像亚洲的地形那样,有着高原、大山与大河流域那种显著的差异。他认为欧洲的地形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为以希腊、意大利为代表的南欧海岸地带,这里的海洋文化是欧洲文明的故乡;第二部分由法兰西、英国与德国组成,这里被誉为欧洲的心脏,它是古希腊与古意大利文明的传承者;第三部分是东欧的波兰、俄罗斯和各斯拉夫国家,它出现比较晚,保持了欧洲与亚洲的联系。
  与平常人的习惯不同,黑格尔不仅偏爱夜晚,而且偏爱老年,他把这种自东向西的世界精神的历史比作人的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人类文明主要体现于亚洲与欧洲,亚洲是文明的诞生之地,但亚洲的文明是静止的,它的贡献主要是将文明之薪火传向欧洲。只有欧洲文明才是最成熟的文化,是优于其他文化的最高发展阶段。
  二、黑格尔有关水与海洋的观点
  关于海岸地区,黑格尔首先指出:虽然海洋与河流常常被视为国家或是地区之间天然的分界,事实上水却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水(海洋与河流)使得一个区域成为单一的单元,也连结了不同的区域。就前者而言,黑格尔以埃及为例:埃及不过就是尼罗河的流域;就后者而言,大西洋连结了欧洲与美洲,欧洲人却难以经由陆路深入亚洲与非洲的内部。换言之,作为一种自然的元素,水提供了沟通与交往的媒介。
  流域平原提供了农耕活动发展的环境,而农业活动与四季的规则更迭息息相关。相应地,水也提供了发展不同的人类活动的环境。对比于流域平原和存在于其上的活动的规则性,黑格尔以为海洋的形象是不确定、不受限制与无限的,因此在海洋中形成的活动,也具有超越受限制的性质:“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壤上,卷入无穷的依赖性里边,但是,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2]
  航海活动的上述特征,一方面似乎来自于水作为沟通的媒介的性质,因为航海使得人能离开他所定居的土地,从而经历不同的自然与人文世界。另一方面,这一特征和水本身的性质有关:相较于土地,水缺乏确定不变的形态,也就是缺乏可预测性。在农耕活动中,节气的可预测性提供了稳定与安全,然而历史中的航海活动则不具有这样的稳定与安全。航海者固然是为了追求利益,然而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他们却使得自己的生命与财产都陷入危险。黑格尔认为,这使得航海活动由单纯追求利益,转化成为一个勇敢与高贵的行为;在海洋之中,人类所能依赖的不再是外在于他的陆地,而是他自己所创造的船,也就是他自己所造的陆地,航海的勇敢与高贵,正来自于人类的卓然自立、不假外求。
  然而,黑格尔似乎不以为河流与海洋的存在是上述作用与精神特质存在的充分条件;他确切地知道:以上就是黑格尔关于河流与海洋如何对文明产生影响的观点,以及他对于从事航海活动者的精神特质所做的分析。然而,黑格尔似乎不认为河流与海洋的影响是造成上述精神特质差异的充分条件,他明确地意识到,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不能被高估,也不能被低估。爱奥尼亚温和的气候,固然有助于荷马诗歌的优美,然而单靠它却不能产生荷马。故而根据黑格尔的观点,即使东方文化的国家(例如中国与印度)并非不临海,并且有发达的远航,但对它们而言,海只是陆地的终结,它们并不曾与海发展出“积极”的关系。换句话说,即使它们航行于海洋之中,航海的活动对它们的文化也没有什么影响——它们并没有把“海洋原则”转化成为自身的一部份。
  然而“海洋原则”到底是什么呢?海洋与河流在人文地理上提供沟通的作用与航海者的精神特质在文化上的表现是什么呢?黑格尔对于这一海洋文化的概念,并没有作进一步分析。因此,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只能分别由黑格尔对东方文化以及体现了“海洋原则”的文化的描述着手,藉由黑格尔所观察出来的两者的不同,来发现“海洋原则”在文化形态上的表现是什么。
  三、东方文化形态
  依黑格尔的观点,东方文化的历史乃是一种“无历史的历史”。他的意思并不是否认东方文化在它悠久的历史中全无新意,而是因为其文化的“基本原则”不曾改变。
  以中国为例,黑格尔认为她的文化属于受平原流域这种地理环境所塑造的形态,这种形态的文明以农耕为基础,而农耕又受制于四季的规则性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所安排的活动,因而她的“宪法”终古不变。当然黑格尔并不认为中国在历史上已然拥有现代意义的宪法,例如在提及中国皇朝的行政管理时,他就明白指出在这一脉络之中根本不能谈到宪法的存在,因为在中国历史中还不承认个人与团体具有独立的权利。黑格尔所说的宪法,指的是一个文化形态对于世界的基本信念,而这种信念表现在这一文化形态的生活的各个不同侧面——政治、宗教、哲学、艺术与法律,并使这些生活方式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换句话说,黑格尔的主张是,中国文化的历史虽然悠久,但却是大致上维持不变的一组对于世界的基本信念的呈现;中国的历史虽然历经皇朝的更迭,然而一个朝代的消逝与另一个朝代的兴起只是“相同的壮丽没落的重复”,也就是一个相同的模式的反复出现,并不带来真实的改变。固然新皇朝的创立者以勇气、力量与高贵的行为扫除了旧有的制度,然而它所建立的新的朝代,承袭的却是它所毁灭的对象所具有的世界观,因而不能避免同样的没落。对黑格尔而言,这种文化就和自然的变化一样没有区别,自然界中的变化正是这样不具新意、一再自我重复的循环——花开花落、四季更迭、潮汐循环,都是这种有规律的重复。
  但是何以东方文化的历史具有这种非历史的特质呢?对于黑格尔而言,这并不是偶然,能够在东方文化所蕴含的对世界的根本观点中寻找到根源。而在他看来,东方文化所依循的根本原则乃是伦理的实体性,也就是说,它把伦理的制度与律则都当成是实体性的东西。黑格尔所谓的伦理,指的是作为社会制度的伦理规范。而所谓实体,则与主体相对:主体的特征在于自我决定的能力,实体虽然具有确定的性质,但这些性质却不是来自它本身的,而是给予的。东方文化把伦理视为实体性的东西,意思是对于东方文化而言,人们所接受的那些伦理规范,并不源自基于人的反思而做出的决定,而是一种既定的律则,这些律则只是被人们发现、从而被遵守,而不是创造出来的。自然界的规律正是这种实体性的东西,举例言之,四季之所以更迭,并不是因为人经过反思之后所决定,人类仅只藉由对于自然的长期观察发现这项规律,从而认定它的存在,并且必须调适自己的行为模式,以适应四季更迭的规则。换言之,东方文化把伦理规范视为实体的东西,就是说它把伦理规范等同于自然界的规律。
  具体地说,黑格尔以为中国文化的根本原则是家庭的精神:“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3]家庭的精神不仅规范了人与人之间应对进退的方式,同时也是个人与统治机构之间的关系的原型。皇帝行使他的权力的方式,就和一个父亲行使他对于他的孩子的权力的方式一样,被统治者则被视为“尚未成年的”,一切都是由在上位者所规划与保护。然而家庭是由血源的关系所构成的,而后者全然是自然的事实,是以根植于血源关系的行为规范,也就被当成是一种自然的事实,和自然界中的其它规律一般天经地义,不可动摇。正如不会有人质疑四季的更迭,也不会有人质疑根植于家庭关系的伦理规范,从而伦理规范一旦被接受了,就一直保持有效,不会受到挑战。在这里存在着中国历史之所以是“无历史”的根本原因。
  四、希腊文化形态
  相对于塑造了东方文化的流域平原这种地形,希腊的地理环境和海洋息息相关;希腊的领域散布在海中,除了许多岛屿之外,本身就是一个半岛,甚至这个半岛都因为许多海湾而有许多裂隙:“这地方普遍的特质便是划分为许多小的区域,同时各区域间的关系和联系又靠大海来沟通。”[4]对于黑格尔而言,海洋是希腊民族生存于其中的原素。在东方文化中扮演者形塑力量的“巨大的地理关系”——也就是广阔的流域平原,在这里没有踪影,从而在希腊并不存在着群居在广阔平原的单一民族,而只有散布在复杂地形的不同民族。
  对于黑格尔而言,这意味着希腊文化并不根植于自然的连结,这种文化中的个体各自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因此并不受一个共同的自然规律的约束。相反地,个体却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形态。从而希腊的地理环境,并没有对于其文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因此希腊文化的出发点是个人,因为在差异如此巨大的地理环境中,人类只能依赖自身以及“他们微弱的力量所延伸之处”——这似乎呼应了黑格尔对于航海者的精神特质的分析。
  既然希腊文化的根基在于个别的、面对不同的自然环境的个人,那么“主要地说,希腊民族首先要变成它所是的东西。”这也就是说:在它的形成过程中,异质性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异质的个人共同形成一个文化的单元,既然不是因为他们所共同面对的自然环境,那么他们就得首先在另一个媒介聚合,这个媒介只能是与自然对立的“律则与精神的伦理”。黑格尔之所以称它为精神的伦理,不只因为它是伦理,也就是一个社群共同接受的行为规范,更重要的是,这一规范之所以被接受,所根据的是组成这个社群的人经由反思做出的决定,它的精神性预设了这个社群异质的组成。相反地,在东方文化中,广阔的流域平原提供了单一民族及其文化发展的空间,在这里当然也存在着伦理制度,然而它的基础却是同质的生活形态。
  希腊文化异质性的特质具体表现于它的历史的开端。黑格尔指出,希腊文化的形成和异乡人到达希腊息息相关,而对于异乡人的记忆甚至沉积于希腊的神话思维之中。例如教导人类生火并使用火的普罗米修士(Prometheus),在神话中据说是来自于高加索地区,这表示希腊人不介意承认人类的文化并不源自于希腊。而另外依据较为可考的历史记载,雅典城的创立者是一个埃及人,许多希腊的艺术技巧取自埃及。有人也指出,甚至希腊神祗的名字也来自埃及。这都说明了希腊文化异质来源的性质。
  建立在这种文化上的国家,和东方文化大异其趣。黑格尔认为,希腊文化中王室统治的基础并不是他们与其子民之间类似家庭的关系,而是统治者个人的财富、武装、勇气、明智与出身。既然统治者的地位来自于他个人的优秀与功绩,这个地位也随着他个人力量的消退而消失。人民与统治者间的关系因此显得松散,在群众中时而有些特出的平民,要求受到统治者的尊重。
  总而言之,黑格尔在希腊文化中看到了自由的精神:“总括希腊精神的元素来说,我们发现他的基本特性是这样的,‘精神’的自由受‘自然’刺激的限制,并且和这种刺激有本质的联系。希腊的思想自由是一种外来的东西所激起的;但是她是自由的,因为她从自身变化,并且产生了这种刺激。”[5]希腊文化之所以为自由的文化,并不是因为它停留在自身之中,处于熟悉的环境,从而是自身源初根基的持续发展;而是因为它能面对异质的起源、外来的刺激,以这些不属于自身的元素建立自身的文化。
  固然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希腊文化并不是历史最高的发展阶段,而只是世界史的青年时期,然而由以上的陈述中,足以明确看出他所认为的东方文化与以希腊为开端的世界历史的重大差异,只有在后者之中,人类的历史才真实地进入了精神的土地。由黑格尔对于希腊文化的分析可以看出,既然他把希腊文化的特质和它所在的地理环境(也就是希腊半岛临海的特质)紧密相连,那么就可以希腊文化为代表,借着它与东方文化的对比来理解黑格尔所谓的海洋原则。
  五、根植于海洋原则的文化
  依据黑格尔对于海洋的分析,海洋一方面提供了交通的便利管道,一方面塑造了人不依赖自然而凭藉自身力量的生命形态。在黑格尔对于希腊文化的描述中,前者表现在希腊文化的对异质的包容性上,因为希腊临海的地理环境,促进了它与其它文化的交通;后者则表现在希腊文化对于自然以及其它文化的态度上。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不同,东方文化发展在广大一致的地理环境中,齐一的自然律则提供了人们稳定的生活,同时却也使人受限于一成不变的规律,配合这种地理环境而发展出来的社会制度,因而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接受。希腊半岛破碎的地形并不对人们提供这样的自然一致性,而促使人向海洋发展,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面对自然与海洋。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类自己对于多变的自然与海洋所采取的态度。另一方面,正如同希腊人所面对的自然并没有齐一的面貌,他们所面对的人文世界也没有统一的形态,这使得他们不像生活于东方文化中的人们一样,认为某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是自然而然的。换句话说,对他们而言,自然而然的其实是不同文化形态的存在。更进一步,正如同面对缺乏齐一面貌的自然时,希腊人转而信赖自身,他们所遭遇的文化形态,也仅只是他们的对象,即他们建立自身文化的材料。
  在黑格尔看来,根植于海洋原则的文化是一种自由的文化,它的自由存在于它不受自然的束缚,无论所涉及到的是作为地理环境的自然,或是作为既予的伦理制度的自然。从否定意义上说,这种文化并不认定它已然接受的、本身的制度是“天经地义”、“亘古不变”的;在积极的方面,当它面对异质的文化时,它并不因为后者与它已经接受的生活形态不同,而单纯地否定后者,相反地,受海洋原则所指引的文化“扬弃”异质的文化,把后者整合成为自身的一个环节,因此不同于东方文化。根植于海洋原则的文化具有真正的历史,而能够在它的延续中表现出不同的样态,正如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普洛透斯(Proteus),具有以不同外貌出现的能力。在黑格尔关于海洋文化的构想中,这个神话所象征海洋的可变性质,应该占有一席之地。
  今天,从人类海洋文化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黑格尔对海洋文化理论的贡献即在于重视海洋交通与商业。传统的观点总是习惯性地将海洋当作人类群体的天然界限,而黑格尔却将海洋当作联系人类的纽带,并且将其提到哲学的高度,用以说明人类文化的区域特点。然而实际上,海洋文化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西方文化独有的特征”。如果说西方海洋文化“以海为商”,海洋文化的商业性十分强烈,称为海洋商业文化的话,那么中国海洋文化以“以海为田”的农业性为主,以“以海为商”的商业性为副,可以称为海洋农业文化,两者均是世界海洋文化发展的基本模式。[6]

参考文献
[1][2][3][4] [5] 黑格尔. 历史哲学[M]. 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74-95、84、114、211、222.
[6]宋正海.东方蓝色文化:中国海洋文化传统[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