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新阵地

作者:魏楠


    近年来,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载体和信息交流的一种手段,凭借其开放性、反控性、经济性、匿名性以及互动性迅速在全球扩展,并以惊人的速度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对政治领域也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预言的网络政治时代正在成为现实。在中国,人们也越来越多地借助互联网来获取政治信息、表达自己的政治愿景并与政府发生互动,网络问政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深刻影响中国社会。本文以国内微博为研究视角,探讨微博中的政治参与和协商民主的关系以及微博问政发展的意义。
  一、微博与协商民主
  微博,是微型博客(MicroBlog)的简称,网友昵称其为“围脖”。凭借发布便利,传播迅速,用户可以通过电脑、手机等多平台浏览发布,所发信息实时传达并可一键转发等诸多优势,微博在WEB2.0时代迅速窜红,包括新浪、搜狐、腾讯、网易在内的四大门户网站先后推出微博服务,微博已经成为继博客、论坛之后门户UGC产品的“标准配置”。微博的发布字数限制在140字之内,这种碎片式“语录体”的表述方式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而新技术的运用也使得用户更容易对访问者的留言进行回复,从而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
  微博政治参与即是政治参与在微博上的形式延伸和存在状态。亨廷顿和纳尔逊指出,政治参与“是指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1]格林斯坦和波尔斯比认为政治参与是“旨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或者是“企图影响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2]我国学者王浦劬提出,“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3]笔者认为,微博政治参与即是指网民个体及网络群体利用微博参与以影响政治系统公权力的获得、监督政治系统公权力的使用以及对私权利的保护为目的的政治活动的总和。这种立基于WEB2.0基础上的新型交流工具和传播手段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为公民参政议政提供了新平台,增加了公民与政府之间进行直接沟通的可能性。微博在“近似地”实践着协商民主的理想,公民通过微博的政治参与过程体现了协商民主的精神和价值。
  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又译审议性民主或商议性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被看作是对传统民主范式的现代复兴。关于协商民主,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予以了界定。米勒(David Miller)、亨里克(Carolyn Hendriks)等人把协商民主视为一种民主的决策体制或理性的决策形式,在这种体制中,每个公民都可以平等地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自由表达各种意见,愿意倾听并考虑不同观点,通过理性的讨论和协商做出具有集体约束力的决策;瓦拉德斯(Jorge M.Valadez)等人则认为,协商民主是一种民主治理形式,平等、自由的公民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在对话和讨论中形成共识,经由公共协商(Public Deliberation)制定决策。本杰明·巴伯把协商民主理解为:“它(协商民主)不仅关注个人自由,而且保障公共正义,不仅增进利益而且发现善。它不是将人们安全的隔离开来,而是将他们富有成效地聚合在一起”。[4]协商性民主所要追求的,是一方面让公民社会中形成的公共协商制度更加健康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也让公民社会中形成的公共舆论能够上升到国家层面从而对公共政策形成影响,并且要使政府关注公民社会,承担起培育公民社会的责任。可见在协商民主理论中,民主的核心应是偏好的转变,而不仅是简单的偏好聚合,主张公共政策必须通过公共协商的过程,经由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讨论、对话和争辩才作出决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微博的兴起拓展了公民政治参与的途径,在实现上述精神和价值方面显现出了明显优势。
  首先,微博在创造新兴的公共领域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最早提出公共领域概念的是美籍德裔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她认为,“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区别如同要暴露的东西和要隐藏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后来哈贝马斯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在他的公共领域理论中,民主政治是其核心,民众通过在公共领域观点的交锋,最终形成一个民主、自由、整合的社会。哈贝马斯的理论构成需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第一,公共领域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共享的一个场域,必须对社会公众开放,公众在其中可以自由交谈,交流意见,参与讨论;第二,公共领域中的各种讨论要是理性的,必须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一种话语民主;第三,公共领域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要摆脱政治力量及经济力量的控制,是对公共权力进行批判的一个领域。简言之,它是“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5](P446)微博正是这样一种在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社会空间,是一个抽象化的交往网络。借助微博,以往被精英阶层所掌握的话语权得到了下放,普通民众也可以用只言片语表达和传递自己的想法,用相互的围观和转发形成合力,精英阶层对话语权的掌控局面有可能被打破。同时,微博中关键词的设置,也便于使交流在不排斥各方加入的前提下仍可以围绕各个主题展开,并留有后续讨论的空间。从某种意义来说,微博中的互动较接近于哈贝马斯所设想的“理想沟通情境”。
  其次,微博中的政治参与推动了政治决策过程。Partrick L.Scully与Martha L.McCoy认为,成功的公共参与过程在协商方面需遵循以下十大原则:(1)鼓励以多元沟通形式确保每个人的真声音能够呈现;(2)使倾听与发言受到同等的重视;(3)使个人经验与公共议题产生连接关系;(4)彼此之间信任并建立伙伴关系;(5)使参与者针对议题本质所存在的观点重新建构整理;(6)鼓励进行分析与理性论证;(7)协助人们发展公共的判断及产生行动的共同基础;(8)引导人们将自己视行动者并真实参与;(9)使参与过程与政府政策制定治理之间产生连接关系;(10)创造持续进行过程而非孤立的事件。[5](P452)在微博的参与者中存在着多元化的利益相关者,利用微博的转发功能,这些利益相关者的讨论信息能够被迅速传递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在极短的时间里将议题扩散开去形成舆论,并且可以及时地得到来自他人的反馈。这些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分歧,但不同的观点会在协商中互相妥协,得到修正,这种互动将不断地调节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想法和意见直至产生共鸣。公民正是通对议题的反复讨论、对话和争辩,使其背后的公共问题凸显以构成对政治系统的利益诉求并使其进入政策议程。可见,成功的协商过程是与政治决策过程相联系的,而将言论的政治影响力转化为政治权力,也正是协商民主理论家所积极倡导的。
  二、微博政治参与优势分析
  微博政治参与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方便,快捷,门槛低。美国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提出过信息选择的公式:报偿的保证/费力的程度=选择的或然率。作为一种新型沟通交流工具和信息传播手段,微博集合了即时通讯工具、短信、社交网站的诸多优势。微博文字必须控制在140个字之内,简单的记录方式降低了对用户的文字功底要求,也节约了时间成本,即时表述更加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和习惯,而且整个过程的操作更加简单便捷。同时,微博收发方式实现了多样化,这也大大方便了微博用户。用户既可以通过登录微博网站收发信息,又可以通过开放的API接口,联接第三方软件或移动信息终端来传收信息,这增强了微博的使用度和参与度。运营商对于这种新媒体方式的运用则使得收看者更加容易对访问者的留言进行回复,从而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形成传受互动的网络。
  二是多元,高效,原生态。在微博上,公民可以通过文字、图片或视频等多种形式发表意见、分享经验,关注和参与讨论或调查以试图影响政治生活。而且,微博用户是背对脸的follow(跟随)交流,其传播广度随着关注者增加(转帖效应)而成几何级数增加。通常情况下,网民在浏览论坛或门户站新闻时,往往经过逐层筛选才能获得有效信息,有时也会因受到其它信息干扰而偏离最终方向,导致网民浪费时间却收获甚微。但微博采取的follow(跟随)方式使用户能够直接抵达自己所需的信息。在微博上,如果你对某个人、某个群体感兴趣,就可以对它加以“关注”,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第一时间获取你所关注对象的最新动态,这就使得用户获得信息的时效性大大提高。此外,由于微博在发布后几乎没有快速有效的审查手段,从而让其内容呈现出一种原生态的特征。网友的直言不讳极大得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网民不加删减的激烈争论中,自然可以看到不少真知灼见。
  三是下放话语权、凸显“草根民主”。中国社会主义学院党组书记叶小文说,“微博的精髓是交流的去中心化,它使每个发言者在互联网上实现平等对话,这种交流方式的确在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传统。”[6]这与协商民主中没有特定主体.公共的决策应该有全社会利益相关者声音出现的理念不谋而合。微博中关键词的设置更为扩展草根民众的话语影响力提供了可能。通过微博,网民只要设置话题的关键词,就可能被持相同观点的其他网民转载、评论,这种观点的分享与交流将网民的社会背景在一定程度上隐藏了起来,为建立一个开放、平等、自由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基础,网民可以凭借自己的深入思考和理性分析,以其强烈的公共意识和公共责任感获得认可,成为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们通过与关注者的对话与交流,引领舆论,不仅可吸引更多关注者,而且有利于对所关注的人物、事件、观点或话题进行重点传播。可见,微博中的政治参与是汇聚民声,为普通民众提供有效利益表达渠道的重要途径。
  三、微博商谈案例分析
  微博提供了一个多元化、去中心化的开放公共空间。与传统的媒体对话机制相比,微博在时效性、影响力等方面更具优势,突破了传统社会的沟通壁垒,在民间与政府之间架起了双向沟通的桥梁,微博政治参与的实质性作用越来越明显。近期国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如微博反拆迁、微博打拐、微博救树等等,几乎都与微博政治参与和公共协商的积极推动相关。
  南京梧桐树事件的过程符合一种典型的公共领域和政治系统之间互相影响的模式。在微博的商谈中,对南京兴建地铁砍树背后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感受和共鸣激发出一种公共危机意识,于是问题逐渐沿着“从边缘到中心”的途径展开。在发现南京长江路、太平北路等处的梧桐树遭到锯伐后,部分南京市民开始在网上关注此事,而后市民对这一破坏绿化的行为表示抗议。一些粉丝较多的意见领袖在微博上对该事件表示关注并予以谴责,希望立即停止此类行为,这种热烈讨论吸引了微博之外足够数量的不同群体的关注。公众的关注对决策者产生了足够的压力,针对南京市民及网络舆论的指责,南京市副市长陆冰在3月20日表示,地铁三号线的移树工作已全面停止,政府将公开征集民意,以进一步优化地铁建设方案。这是网民通过微博自发的一个护绿行动,在一场要地铁还是要梧桐树的博弈中,南京市政府最终决定邀请专家、两会代表委员、媒体和普通市民,共同参与决定这些树的命运。
  作为一个政治影响转变为政治权力的过程,这种转变开启了一个观察的视角,由此出发,可以对这种转变的促成因素做经验的分析研究。在微博中,人们所表达的意见被分拣,在争论中被汇总为公共意见,这些意见的形成是在富有成效的协商中形成的,其影响力区别于利益团体那种注入经济利益或组织权力而对政治系统强加的影响力。它依靠的是非专业人员集体的共鸣,并获得公众信念的支持。正如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李永刚在其《我们的防火墙》一书中所言:“单就个体网民而言,他的每一次点击、回帖、跟帖、转帖,其效果都小得可以忽略;他在这样做时,也未必清楚同类和同伴在哪里。但就是这样看似无力和孤立的行动,一旦快速聚集起来,孤掌就变成了共鸣,小众就扩张为大众,陌生人就组成了声音嘹亮的行动集团。”[7]在一定意义上,协商政治抛弃了利益政治的常规渠道。
  四、微博:作用与意义
  哈贝马斯在1990年再版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序言结尾中,就借由对电子传媒的考察预言了空间场域的转变以及在这种转变中所存在的民主潜力。如今,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微博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政治参与的重要选择,其中的民主潜力也逐渐凸显,必然对中国民主进程的推进、社会秩序的稳定、政府决策的优化等起到积极的作用。
  首先,微博的公共协商调动了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激发了公民的民主意识。2010年9月10日,新浪发布了《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0年底,中国互联网微博累计活跃注册帐户数将突破6500万个,2011年中将突破1亿,2013年国内微博市场将进入成熟期。2011年底、2012年底、2013年底,这一数字将分别有望突破1.5亿、2.8亿、4.6亿。[8]发展势头迅猛的微博呈现着普通百姓的意见,反映的问题也汇集了民间智慧。微博的协商推进了信息的交流和汇总,有利于解决个人视角无法涵盖复杂社会问题所带来的处理能力不足(“有限理性”)问题。而且,微博成为公民争取与权威平等对话的重要平台,普通民众在微博的政治参与中享有直接或间接影响其他参与者意见的权利,这也正是协商性民主的应有之义。通过与其他公民的协商,以及在危机时刻与政治权威的对话,参与者愈加体会到运用协商的方式维护基本权利影响公共权力以及促进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性,在今后的民主实践中,会理性地采用协商方式以取代单纯的情绪发泄来影响政治系统的决策。
  其次,微博的公共协商消解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使公共危机化解在萌芽状态。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使得整个社会系统不稳定的可能性也在增加,微博的政治参与为普通民众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一些问题从最外层边缘冲破阻力,在微博中找到阵地,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借助于非法渠道的可能性。同时,微博的协商和政治参与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为舒缓民众负面情绪提供了时间和空间。微博通过公开地协商社会问题可以化解分歧、消除误会、达成共识,提出政策建议。在增强政策的合法性,维持政治系统的稳定方面,微博也大有可为。与传统的方式相比,微博在民主的政治过程中创造合法性方面可能更为有效。
  第三,微博的兴起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体制外的动力。目前,政治权威层主导的各项政治体制改革向政治发展提供了制度内动力,但仍需体制外的动力合力推动。“网上网下的互动,声音的共鸣性、一致性,使得舆情作用成倍放大,推动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问题转为公共议题”。[9]微博的协商实践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中发挥的实质性作用,有利于弥补体制外动力不足的缺陷,推动政治改革的进程。此外,微博政治参与的过程是个非正式意见和意志形成的过程,不同的观点在协商中得到修正、产生共鸣,从而形成利益诉求,并形成对政治系统的舆论压力,这种模式打破了官方权力循环的传统模式,成为政治改革的重要转折点。
  总之,微博的兴起为扩大公民政治参与、让协商民主从理想变为现实提供了可能。作为一种借助于网络技术的政治参与方式,微博政治参与体现了商议性民主的核心精神,它的兴起为人们突破民主参与的技术瓶颈提供了解决之道,在克服参与行为所需时间和有资格参与人数之间的矛盾方面大有作为,并将推进“草根”民主的发展。微博为公民提供了超越不同社会背景和从属关系表达自我的平等机会,公民在微博中可以就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直接的时时交流,这是一种自发的、松散的、非正式的协商形式。微博上轰动一时的微博反拆迁、微博打拐、微博救树等事件表明,微博已经成为我国公民政治参的重要载体,在中国“群众路线”的参与传统背景之下,微博承载着公民的民主理想并在逐步把这种理想转化为现实。
  互联网为我们提供了开放、平等、去中心化的空间,而协商性民主的倡导者更是从微博的政治参与中依稀看到了协商民主的希望。近年来,微博的政治参与实践在推动民主进程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成为连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桥梁。正如麦克卢汉所言“随着信息运动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是逐渐偏离选民代表政治,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10]
  需要指出的是,微博政治参与作为信息化条件下出现的新生事物,发展尚属雏形,发育还不完善。微博和协商民主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境。从政治传播的公众参与层面考量,当前微博政治协商的形式还是大于内容。谁在政治协商,怎么政治协商,效果如何,都是大家关注的问题。例如微博政治协商过程存在着民意的被代表问题:我国微博整体使用仍呈小众化态势,在微博的虚拟世界里,网民基础决定言论权重,网民阶层决定言论走向,微博发展的“数字鸿沟”,客观上制约了网络舆情反映民意的充分性和全面性。此外,微博政治协商的绩效如何提高、如何规范和完善等问题也制约着微博政治参与的发展。笔者认为,要使网民在微博上真正做到相互倾听、平等讨论,推动重大问题通过合法途径进入政策议程,促进民主的良好运作,还需要各方共同的努力。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的不仅是制度机制层面,还包括社会、文化在内的各种配套建设。此外,要避免互联网只是提供了“公共领域”的幻觉[11],不仅需要公民争取权利的积极性、协商的理性,还需要政府的重视和配合。“政府不但要‘听’,还要‘动起来’,要从仅仅停留在听证或是简单回应网民的诉求层面转变为迅速切实地办理来回应民众。”[12]从国家的层面考量,政府需要积极作为:为微博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宏观环境,尤其在制度建设、法律保障、公共精神的培养以及知识普及等方面采取科学合理的措施,充分发挥微博的政治协商作用,使协商民主在中国真正从理想建构转变为现实。

参 考 文 献
[1]萨缪尔·P·亨廷顿,琼·M·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M].华夏出版社.1989:3.
[2]格林斯坦,波尔斯比.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册)[M].商务印书馆,1996:291.
[3]王浦劬.政治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8.
[4]本杰明·巴伯.强势民主[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3.
[5]陈家刚.协商民主[M].上海:三联书店,2004.
[6]何玲玲,章苒.“微博”开始成为中共官员“必修课”[EB/OL],(2011-04-04)[2011-04-14].
http://news.cntv.cn/china/20110404/101795.shtml
[7]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2.
[8]新浪网.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EB/OL].(2010-09-09)[2011-03-10]http://vitowang.files.wordpress.com/2010/09/e5beaee58d9ae799bde79aaee4b9a6.pdf.
[9]郭昭如.微博“网络问政”新路径的热与冷[J].上海信息化,2010,(6).
[10]马歇尔·麦克卢汉.人的延伸:媒介通论[M].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234.
[11]希瑟·萨维尼.公众舆论、政治传播与互联网[J].国外理论动态,2004,(9).
[12]南都报系网络问政团队.网络问政[M].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