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功效正是为了历史的见证和时代的惊醒——读希尔森拉特的《纳粹与理发师》有感

    《纳粹与理发师》作者埃德加•希尔森拉特是一位犹太人，出生于1926年，经历过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成为少数的幸存者。我们不知道作者本身遭遇过怎样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又是怎样死里逃生成为历史的见证者的，因为在《纳粹与理发师》这部书里，作者只是隐匿于后不动声色，甚至可以说是带着戏谑的态度回顾这一段往事的。所以，他讲述的故事似实事，似寓言，但直指人心令人心悸，难以置信，又无可否认。
    小说中的主人公马克斯•舒尔茨，是妓女的儿子，自诩为拥有纯种雅利安人血统，他的血统让他在希特勒上台后如鱼得水，从一介平民成为一个军人，加入党卫军后，他杀害了包括自己发小芬克尔施坦在内的无数犹太人。战争结束后，他利用一张酷似犹太人的脸，摇身一变而成为芬克尔施坦，在黑市上大发横财，偷渡到以色列，顺利娶妻，重操理发师旧业，并成为犹太人的民族英雄。 这看似是一个荒诞的故事，但现实中时有发生。1948年10月8日，《犹太回声》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为《假扮犹太人的盖世太保军官》。里面提到一个纳粹军官在二战结束后，改名换姓过起了犹太人的生活，还差点当上德国班贝格市纳粹幸存者协会副主席，这是个现实版的纳粹和理发师的故事。小说中看似荒诞的身份转换有着对现实的影射和对人性的反思。
    马克斯•舒尔茨是一个能轻而易举地转换两种不同的身份的人，当纳粹杀害犹太人，他是纳粹中的一员；当犹太人清算纳粹时，他是犹太人的英雄。从一个犹太种族灭绝计划中最强有力的执行者跳转为熟悉犹太民族历史、维护犹太民族尊严的英雄。他的负罪感并不强烈，他的自辩力却很顽强，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顺水推舟、随遇而安。他的立场从来就是坚定无情的，即站在强者胜者一方。作者埃德加•希尔森拉特似乎在暗示，内在的人性与外在的身份其实并无必然的联系，任何人于时势的变化中都有可能变为大异本来状态的面目，恐怕自己亦始料未及。这种暗示对原本安稳度日的芸芸众生或许是一个冒犯，因为它否认了在身份的护卫下本然的所谓善良与无辜，将所有个体均置于阳光下曝晒，无所遁形。而向深处思索，希尔森拉特的无情揭示又何尝不具有冷静的哲理深度，更何况这已为不同时空中的无数历史事件所证实。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用巴士底狱监狱长遇害事件作为例子，揭示了马克斯•舒尔茨这类人的犯罪心理：“通常，群体犯罪的动机是一种强烈的暗示，参与这种犯罪的个人事后会坚信他们的行为是在履行责任，这与平常的犯罪大不相同。”大屠杀过去之后，没有人相信马克斯•舒尔茨是杀人犯，他们只当他是一个可怜的患了强迫症的病人。没有审判，也没有惩罚。于是他只好经常到六百万森林里去散步，和树对话。那是一片为了纪念被屠杀的犹太人而种植的树林。他甚至还和树讨论自己的死亡原因，树说：“你会被抓住，绞死。”马克斯•舒尔茨时而大笑、时而冷笑着说：“大部分集体屠杀犯都逍遥法外。没有上帝，没有公正。”最终，树也沉默了。
    人们往往因为其固有的身份标签（阶级、种族、血统等）而受苦，也往往在改天换日之后，获得荣耀与尊严，拥有了话语权。阶级、种族、血统等成为能否获得荣耀与尊严，能否拥有话语权，能否具有天然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分水岭。但这并不能证明这一阶层或族群的天生正确性，如在法国大革命中，原本最凄惨、最受压迫的底层民众，一变而为狂暴的暴民，迷醉于权利与虐杀，“不仅吞噬原来的强者，也相互吞噬”，其极度的残忍不仅是别的阶层，也是他们自己在事前难以想象的，这种情况放在中国的某些时期亦不鲜见。不过，当“狂欢”戛然而止之时，似乎所有人转眼间都又变成了受害者，大家纷纷漂白自己的双手，控诉被迫害的经历。也不排除有改名换姓者，从刽子手变为受迫害者的。正如埃德加•希尔森拉特在文中隐隐暗示，人的本性并不随着身份标签的变化而有什么改变，它根深蒂固，潜于深处，一有机会即探出诡异的触角，肆虐一时。
    犯罪必得惩罚，这是人类社会的公平原则。马克斯•舒尔茨应判何罪？埃德加•希尔森拉特没有给出答案。当我们发现这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时，是否能够体味到只要人性中的杀戮存在，不常态的社会必将转变为常态，但即便恢复常态后也无法拼合曾经的碎裂，而文学的功效正是为了历史的见证和时代的惊醒，所以无论是撕心裂肺般的控诉，还是冷嘲热讽般的戏谑，都是为了让我们记住和反思历史，并在时间的叠加里，审视自我的人生。所以，我们需要不懈地付出精神劳作，唤醒每个人的理性思考和责任意识，才能够防止类似悲剧的重演；我们需要坚信，无论一个人的语言、血统、种族如何变换，无论人性沉沦的时代有多么黑暗，文明社会的基本良知都不会被埋没。